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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祖母

作者:安希孟 人气:  博客   [收藏此文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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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比崇岭,慈音犹存——怀念祖母

  天大地大,河深海深,山好水好,爹亲娘亲。童稚儿童时代,我的家庭是个富足殷实之家。“思厥先祖父暴霜露,斩荆棘,以有尺寸之地。”祖父安起云,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未时生,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九辰时卒,享寿四十八岁;祖母乔孺人,庄里富户,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子时生,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巳时卒,享寿七十岁。祖宗留下了一点基业。我们家的祖坟在南岭上,一座山梁,足见我们是从山上搬迁下来的,又因为我们住在村外,南门外,郭外(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(xiá),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),也证明我们是南常村的外来移民。我家父辈安氏宗族,堂名增寿,先世郡望乃翼城北捍安家源(垣)。按惯例,外来移民相对勤劳。南门外便于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干活。故南门外富庶户居多。

  我家祖父以上,三世单传,据说受欺侮。所以祖母养育三男丁,就功劳大大地。大约土改前夕家道开始发迹殷实。祖父解放前过世,便音讯阒(qù)然,飘然仙誓。祖父母育三儿两女(父辈哥仨叫安受祚、祜、祐,四叔名安受祺,十多岁早夭。1947年析家产时,由我为四叔顶门,父亲多分了一点地亩家具)。祖母是棵大树,能笼罩父辈兄弟姊妹五个。过去的时代,能留下照片的人不多。一张旧照,祖孙四人,祖母膝前,哥哥安希孔,我和堂弟安希曾。我幼时智体较差,故尔站在中间,偎依在祖母怀里,显得文弱,好像在思考宇宙终极真理。

  父辈五个,个个聪颖。我们南常村黄土高坡水源奇缺,据说旧时代,井水时常只能打半桶浑水。祖母说,姑姑小时候聪明,常常把水桶放置井边,自己在大门口佯做针线活,低头纳鞋底,倘若看见有人来,便赶紧去“挽水”(挽,拉,牵引)。先来后到。旧时代靠习惯法调解社会纠纷。比如空车给实车让路,就没有靠右行驶一说。“兄弟同心,其利断金”。父辈五人中只父亲上了五年学,为的是有一人断文识字,文武兼备,免受欺凌。

  祖母生养四男二女,但四叔不幸早夭,按风俗,要在祖母去世时,择偶冥婚。这之前只能埋(不叫葬,叫“标”)在田埂,是为孤魂野鬼,不能位列祖宗。似乎清明无人祭扫,无冥币纸钱,也未入祖宗牌位行列,不享香烛供品。1966年夏祖母去世,按照祖母遗嘱(她至死怀念四子),四叔与杨姓一夭折女子冥婚(俗称捏婚),家族祭祀供桌上也有了牌位,算实至名归位列祖宗牌位了。我算给四叔“顶门”,续香火,也没回去。但安家与杨(万泉)家,就似乎成姻亲,好像在村里就走得近一些。旧俗以为,夭殇属非正常死亡,不能埋在祖茔,因既未尽天年,也未享人伦,阴阳不通,亡魂无依,故而对家人极易造成危险。冥婚使他们返回故家,免做灾祸。夭殇者经过冥婚,两性相谐,从此成为家族合法成员,葬祖茔,享受祭奠。亡魂有了归依,也就不会再外出作祟。这是冥婚旧俗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。

  晋南话叫奶奶是“娘”。旧时代医学落后,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妇幼死亡率高,为欺瞒鬼魅魍魉,故意喊错大人辈份,翼城把母亲叫“姐”(音jiang),呼祖母为“娘”,乃原始巫术禁忌遗留。祖母乔氏,没有自己的“官名”,后来为了户籍登记,有文化的父亲为祖母取名曰“安乔氏”。其先世庄里村,土改后破落。小的时候每年过年走亲戚,庄里老舅家是重头亲戚——祖母的娘家呀。舅姥爷家的破旧窑洞,窑顶裂缝,似乎危若累卵,我有些儿害怕。姥舅,舅姥爷,美髯公,须发皤然,上世纪50年代仍旧步履稳健。这里有个插话,姨姥姥绝户,迷信以为姊妹俩不能同嫁一个村子。也许因为姨姥姥不该和祖母同嫁南常,故而无后?——分明诳语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,又该怎么说?

  祖母孀居茹苦,妇职既修,母仪甚敦,艰苦卓绝,子息其昌。祖母生育三男二女,人丁兴旺,在旧时代就免受欺凌。打架亲弟兄嘛。这就是传统。爸爸的姑母、姨母、舅父(分别是祖父的姐妹、祖母的姊妹、祖母的兄长)三家膝下无子,均向祖母提出过继一个过去,遭拒绝。这三家无后,按传统,此为不孝之大。

  听祖母讲过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。大概应该是1930年前后,父亲小学毕业后,到棉花收购站打算盘。有一次扛着行李,一位骑自行车的人说,我帮你把行李捎上。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。那个时代,一件衣服都是宝贝——现如今的人不放在眼里。

  我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。早年守寡的祖母将三男二女拉扯大。父辈哥仨,个个人中蛟龙。大约1950年代前期个体户时期,父辈哥仨把两孔大缸(水瓮)埋在地下储藏小麦,估计此种古老储存手段乃旧时代防止土匪窃贼。弟兄们未见争持。可能1950年代早期,社会稳定,政权新奠,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经济。过渡时期,我家小康殷实,粮棉丰稔,可以说得上是男耕女织宵衣旰食家给年丰。二位姑姑勤快精干,才貌双全,故家给年丰。姑嫂叔伯,男有分,女有归,各司其职,含哺而熙,田家作苦。合作化前后,我家楸树成王,桐冠蔽日,香椿吐翠。诗云:“乐土乐土,爰得我所”。

  旧时,我们家的旧院就是南门外东巷的边界,就是“国境”。院子北墙外面邻接南沟,一条土路可以通行铁轮车。祖父母遗留的老院,东面原是一排土梁,给牲口圏垫土,逐渐夷为平地。显然院子东部那时高出地面不少。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土柱子(类似土塔,我会爬的时候,西巷大爸和祖母聊天,我在地上玩儿)。我小时最早住在院子东南角上的厦窑里,后来坍塌,夷为平地,一半做了猪圈。墙外一半归了集体,后来改为坡道,就是现在的“新加坡”。“厦窑”,山西半坡地区一种特有的建筑风格(如今绝迹),前面一半是“厦”坡,后面一半接续“窑”洞。

  祖母经常说,战乱年代,黄昏时分窑顶上常有饿狼窥伺踅摸,看谁家小孩未归,垂涎三尺。土话把狼叫“老扒(ba)子”——自知单独袭击成年男子不力,常从背后用前爪搭在人的肩背上随行,待人回首,即以锐牙扼其咽喉。这是听老年界人说的,几千年智慧结晶,没有确据。所以老年人警告,你背后若有人扒着,千万别回首。狼是独行侠,非群居,没有“社会”主义,单独出没,鮮有集群行动。强悍动物,个体主义,独立行动。

  院门(山西叫街门)在西南一角,门板上有排列整齐的门钉。街门,也是门楼,可以避风遮雨。有照壁土墙一靣遮挡外人视线——旧时代家丑不外扬,家富亦不外露(还不是跟皇帝老儿学的?这源自衙门政治不公开——可是皇宫却有“正大光明”的昭示)。衙门,咱们的传统,门特别多(凯旋门,triumphalarch,真的不是院墙门)。门内有杏树一株。西面与远房本家安且吉家为邻,倚墙残留西厦一面,乃残垣断壁,残砖剩瓦,后倒塌。按照旧时代风俗,邻居一墙之隔,常因盖建房屋纠纷诉诸公堂,但我家祖父母时代和同一家族的邻居安且吉家公共用墙,却依墙壁建屋,流水注入对方院内,可见邻里相处甚悦。1950年代前期,老院东窑倾圮,成危房。西厦塌陷,伯父家赁居西巷刘来业院。西厦残垣颓璧之旧屋,祖母还住了些日子。后来祖母和三叔搬到村内租赁借居。继而在合作化后开凿土窑洞五眼,有了新的院落。

  幼年我家生活富庶。上世纪1950年前后,一日父辈合伙买回两只六七十斤重黑猪(土猪)宰杀。一只仓皇出逃,我自街门外进,猪乘机夺路狂奔而出,父等合力将其追捕擒拿归案(板)。可见当时家道还算殷实。记得合作社以前,每有死猪死鸡,辄深埋树根下——但困难时期,病死骡马,社员亦争先恐后按人头分食。叔父是民兵,持有步枪数年,亦善于狩猎兔雉。兔子三瓣嘴,所以祖母不让女孩吃兔肉,担心生子裂唇。我们几个男孩有吃兔子肉的特权,但每次要躲着妹妹吃。

  过渡时期,个体经营,维持新民主主义秩序,刘公少奇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的新富农经济,我家得到实惠多多。这应该是开国后较好历史时期。又记院内槽头兴旺,打麦扬场,麦秸积我家最高。这可能是家业最红火、弟兄合力的时期。1950年代前叶,我们一年到头全是白面。田头高粱,祖母领着我们到田间地头用镰刀切下高粱穗子喂牲口。高粱秆子用来编织高凉席子,可以晾晒东西——比如棉花柿饼,也可以搭棚子。高粱穗子杆儿可以做锅盖。玉米棒子煮着吃,玉米面做面干,做散饭(一种稠棒子面糊糊),调剂生活。后来不幸玉米面成为主食。

  上世50年代初,史称单干时期,伯叔仨共有一匹马,个性刚烈。一日晚饭之后,马劳动归来,祖母搅拌草料,马忽受惊,拽拉缰绳,拖着拴马横杆,撞伤祖母腿骨。祖母遂不离拐杖,寿数以此减缩。那时,大病不出村,农民没钱哇。最近文化新闻瞎拜哧,夸赞说某地农民看病不出乡,分明赤脚大仙,公然颂扬落伍。祖母从此手不离拐杖,间或以方凳作支柱。仅凭这拐杖,仍做各种家务。

  上世纪50年代初,三叔参加民兵集训,婶母年轻,参加扫盲识字教育,后来又有病,祖母的家务负担特别重。大姑于1969年患妇科病去世,病重期间,祖母曾去南梁公社医院和武池村照顾。他对于失恃[1]的两个外孙尽力呵护。两个表弟都在南常村祖母身边住过一些时间。据姑表弟吉克武回忆,他在南梁中学时,祖母(在他,是姥姥)经常捎去一些吃的。祖母在的时候,春节走亲戚,重头戏当然是庄里村(祖母的娘家),武池村和孔家坡(两个姑姑)。对我们而言,到姑姑家是最志气的。1963年,妈妈去世,祖母还在我家照顾了一段时间。祖母终其一生,是劳累辛苦,不得安闲。

  幼儿时期(1950年前后),冬天,山上的农民用毛驴驮运煤炭下山换钱。当时平原农民能够烧煤的很少,出售煤炭赚钱就比较困难。山里的农民一人赶着几头毛驴,三四个人七八条毛驴“驴贯而下”。面孔是黑的,衣服是破的。他们很少吃到白面。下山后我家是憩息的第一站。他们照例在我家歇脚,讨口水喝。看到我们拿的白面饼子,“焦坨子”(多少有些焦黄),就对祖母说,“大娘,给我们一块你们家的白(bei)馍吧”。祖母每次用眼神暗示我们吃饼子要躲开他们。有时把我们往身后藏。可是幼稚的我们,反而越是有人越是肚饥,每次见到生人反而故意当面讨要饼子吃。

  1949年前后,我家的老院中央是牲口糟(石凿的长形槽,可以搅拌麦秸一类草料),上有遮雨棚。喂牲口草料的石槽七八尺长。说槽头兴旺,实不为过。白天下工,牲口圈养在此,空气“新鲜”,光线也好,人畜交流。牲口,土话叫头箍(头上戴箍,紧箍咒,一戴上,就乖乖听使唤——不信给你封个弼马温试试?),是牲口群里的学术职衔,不叫畜牲——骂人的话太难听。伯父是调驭牲口的行家里手,合作化前换过几匹马。旧院子同时也作打麦场,“麦秸积”甚高,标明这家人富庶殷实——我小时常以自家麦秸积高人一头而自豪。足知1950年前,这家家道属殷实富庶小康一马一犁一车。要让这家人上山入伙打劫行旅投奔绿林也有些儿难。伯母婶母是西郑西张北梁壁平原人,足见我家还富裕。比较困难的生活是吃豆面面条,黑豆和小麦混合磨制,面条呈黑点,难以下咽。浇的是“浆水菜”——野菜(荠菜)或萝卜缨子(不是雪里蕻)腌制。那个腌菜(浆水),可能致癌。但最近听说癌症没原因。妈妈说,她的祖父死于癌症。

  少年时,常有半夜鸡叫,是野狐黄鼬(黄鼠狼)偷鸡。祖母家住崖(nai)后头,经常野狐(fox)光顾,狗穷追不舍,试图立功,狐狸丢下鸡夺路逃命。有时候,狗快追上狐狸,忽然掉头——据说狐狸放屁。但后来知道,那是狐狸出于本能自我保护分泌的臭液——可能是吓得屁滚尿流。其实狐狸未必自主放出骚气,狐狸自身就奇臭难闻。狐臭,狐臭也。有几次三叔用步枪打狐狸,狐狸丢下鸡撒丫子就跑。祖母为我们炖鸡吃。偶有野狼——1960年冬,上头岭上一儿童(不是鲁迅笔下的阿毛)被狼吃。有一年夏收,大白天小伙伴遇到野狼从容而过。

  1963年四清,又叫社教,父亲受了“制”,因为子女多,又供两子上高中,难免有嫌疑。父亲主动交待生产大队卖了一架(辆)车(土话叫一挂车),600元未入账。公社集中住宿四清,父亲被人押解,回祖母家取钱。崭新的一摞票子。时过境迁,几十年后,雨过天晴,舅舅黄学中(县干部,党员)抱怨说我父亲为嘛不让他(舅舅)藏匿?天哪,人家是母子,你是小舅,你能像他母亲那样舍生命护儿子吗?况且舅舅是党员,受到株连就不好。祖母无官一身轻,无产闹革命呀!后来父亲这事没构成侵吞公款罪。

  狗走千里,猫行万里,是说家畜认得归家之路,至死忠于或仰赖主人。祖母豢养了一只老猫,年高体衰,不能工作,但老鼠也避得远远的,老猫不捉鼠,但名声在外,家里没有鼠患。祖母想把它远送到天南海北:托人装麻袋带到“国”外抛弃,不料几天后猫又回来。虽说不能捉鼠,但毕竟猫的官架子在,也吓跑了老鼠,河清海晏。

  那只忠犬,三叔阉割公羊时,恶作剧,让人顺手也把小狗睾丸割了。去势,狗就不那么凶狠。人也一样,经过几次驯化,就服服帖帖。斗争,就是让你去势。狗,不是宠物犬,一般不喂食,祖母给喝点面汤。狗有时吃蝗虫,也算打牙祭,开荤。每年腊月杀猪宰羊,碎骨就是它的美食佳肴。我家孩子多,孩子拉屎,照例让狗舔舐干净。不用尿不湿(也没有那玩意儿),没有卫生纸。60年代,此狗因误食狐狸药,下巴被炸掉,家人无奈,只能眼睁睁看着它饿毙。最悲伤者,不是我辈小伙伴(没天良),而是祖母。

  1965年秋天,我上大学前夕,父亲溘然去世。天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,父亲的暴毙身亡比天塌还厉害。我离家上学的照片眼神流露哀伤,眉宇间布满愁苦。祖母看到我苦涩之相也黯然神伤。现在看来,从翼城到北京并不遥远。上大学后祖母邮寄和让樊木森叔叔带去家乡土特产衣裤。他寄来的棉鞋里还装着山楂柿饼,因为迷信的说法,鞋子不应该是空的。农村的孩子,那时内衣不穿裤衩内裤和背心,没有棉毛裤。祖母还给我邮寄去农家粗布缝制的内裤。她心里有远在天涯的孙子。

  祖母遇头痛脑热时,南常岭上有一老中医丁文碧,赶南梁集从门口路过,给倒碗水,推推捏捏开个方子了事。他的儿子后来上了山西医学院。我的祖母无疾而终。1966年六月的一天早晨,三婶很久没有听到祖母的动静,进里间窑洞一看,祖母已溘然仙逝。文革开始,我在北师大接到电报:“祖母去世速回”。我知道自己回不去,回电:“因忙,不能回”(忙于动乱),也没一句哀悼的话。唉,忙于文化大革命呀。

  按照旧俗,祖母在世时,就采伐南岭祖坟楸木做好寿材。棺材被称为千年屋。寿材做好,还举办仪式。父亲写的对联是:“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”。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,但人们对死亡却采取如此坦然态度。这是对死亡也对自身的尊重。古人不认为死亡是腐烂和虚无。农村老人,健在时让家里人做好棺材,免得百年之日给后人增加麻烦。古今帝王,在位时也大修陵寝。也有生前选择自己的墓地,如三叔。

  下面是姑表弟吉克武的回忆片段。我的祖母,在他,就是姥姥,或外婆:

  对姥姥安乔氏的片段追忆

  “我的姥姥安乔氏一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,尤其是在晚年,接连受到了无情的打击,倍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我的妈妈安受贤因得了“血崩”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由于医疗条件所限,于1958年九月初六逝世。当时,姥姥在我家护理了妈妈两三个月,直到在她怀中去世。时年我12岁,弟弟6岁。姥姥把她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到两个外孙身上。我和弟弟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一时间住在南常姥姥家。1961年至1963年,我在南梁中学读书,她经常嘱托三舅把红薯、玉米棒子等熟食送到学校。一到放假,我就到姥姥家住,饱尝了“母爱”的温馨。1965年我在汾阳上学时,接到姥姥去世的电报,我借了班主任杨其铎老师5元钱作路费,回到南常姥姥家,跪在姥姥的灵柩前恸哭不止。”

  附录外祖

  外祖黄玳,居住本村。他曾经托我父亲给在师范就读准备入团的舅舅写信云:“一团二团,团到江南!”(团,翼城方言,骗,把人绕进去)据说如果不扯后腿,舅舅就是县级官员。合作化后,生活渐不如昔。大约1956年,外祖父可能发过牢骚,就是屈原的离骚,批评现状,叫“颠二话”(说一不二,二话不说,二话,就是反骨)。大队开辩论会,实为批斗。主持者故意让我父亲做记录。父亲始终埋首,一夜没有抬头,心里五味杂陈。阶级斗争,何其无情乃尔。他是贫下中农,也难逃斗争厄运。大鸣大放,在我幼小心目中就是大会批斗。大鸣大放,英语怎么翻译?cryaloud?就是大喊大叫。外祖父经常挑荆条筐拾粪,拣拾西瓜皮喂猪。他会杀猪宰羊,有一年过春节,他为生产队宰杀十几只山羊和绵羊。一只羊被宰,旁边待宰之羊吓得直哆嗦(觳觫),甚而前腿曲膝下跪,双目流落浊泪,其哀叫“咩咩”甚凄然,令人心酸。外祖母性情和善,几乎所有外孙降生,都是她伺候月子。1950年代初,外祖母家生活相对差,白面不够,常补充豆面面条,乃小麦与黑豆混合磨制成面粉,仍有些腥味,口感自然不如白面好。上小学时,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吃豆面面条,有些感到难以下咽,坐在门墩上,不自主犯困,一不留神,咣当,碗筷掉到地上,碎了。外祖母疼爱地说:“怎么,不想吃?算了,不要吃了。”多慈祥的外祖母。 相关散文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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